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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：闽西日报
图为上杭瓦子街的阳民亭及《时雨记碑》。
□萧衍锋
王阳明，本名王守仁，字伯安，号阳明（—年），浙江余姚人。其出身于书香门第、官宦人家。其祖父王伦是饱读诗书之士，父亲王华是当朝状元。自幼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受家人熏陶，博览群书，勤于思考，从不人云亦云。
毕生追求做圣人的理想
王阳明12岁时就立志要“读书做圣人”，他以毕生的努力，追求做圣人的理想，不论仕途如何坎坷，虽屡试未中，却毫不丧志，直到28岁中进士，34岁因仗义抗旨，惹怒了当权宦官刘瑾，被关进牢狱，随后被发配贵州龙场做驿丞。经龙场艰苦环境磨炼，他悟出做圣人之道。三年后，他任江西吉安庐陵知县。此后，身历疆场指挥作战，剿灭盗匪山贼，屡战屡胜。其间，还平定了王府内乱，活捉内乱主谋宁王朱宸濠。晚年，王阳明拖着虚弱的病体，又被派往广西田州和思恩等地处理土司纠纷和瑶民闹事。这是王阳明人生最后一次战役。战事平定后，他从南宁出发返回老家，沿途都由他的弟子护送。好不容易到了江西南安府，此时却已病危。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（年1月9日），王阳明留下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的遗言，离开了人世。
王阳明精通儒释道三家之说，融会其精华，创立“心学”，成为集大成的一代心学宗师。王阳明从贵州龙场悟道开始，人到哪里就传道讲学到那里。他强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强调内心的力量。心学思想是以人为本的思想，让人们能认识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看到自身的潜能和力量，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。他提出“知行合一”学说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实践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有知必有行，有行必有知，知和行不能分离。他还提出“致良知”学说，认为从良知出发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为善不作恶，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“心学”的创立开创了儒家新天地，为明朝社会的思想、政治、经济以及学术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，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平乱屡建世功
明朝正德年间，朝廷宦官当政，腐败无能，民不聊生，匪患四起，尤其是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四省交界地区山匪、盗贼非常猖獗，当地百姓苦不堪言。而这些地方地处深山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为此，朝廷10多年来派兵无数前去围剿，均以失败而告终。
正德十一年（年）九月，王阳明被任命为南赣汀漳御史巡抚。王阳明15岁时独自出塞外苦练骑马射箭，考察军事，并早年熟读兵书，今正是用武之地。他对四省交界地区活跃的山贼进行了翔实考察，制定作战方案，采取分兵智取，或将计就计，或佯攻乘虚而入、突袭取胜等战略战术。经研究比较，王阳明认为漳南山区的山贼势力较弱，他假意要从漳南山区撤兵。这个消息传出后，山贼放松了防范。而王阳明这边安排将士秘密行动，迅疾打击山贼，指挥官兵分三路推进山贼集结的象湖山（历史上属平和县，今属永定区湖山乡），山贼腹背受敌，难以抵抗，不到三个月就平定了漳南山区山贼作乱。漳南战役取胜以后，王阳明采用不同的战术，乘胜打响了横水、桶冈、涮头等战役，均取得大胜。捷报传来，朝野震惊，充分显示了王阳明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才能，荣封“新建伯”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
王阳明一介文人，作战百无一失，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他从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，而是关怀下属，向朝廷上书，请求嘉奖参战的所有官兵。因此他率领的将士越战越勇，屡战屡胜。平乱以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他在百姓的心目中几乎成了神明，有的地方建了生祠，对其进行供奉、顶礼膜拜。
民本思想增设县治
王阳明出奇制胜剿灭山匪的行动，为朝廷、百姓扫除了一大隐患，打击了南赣、汀、漳等地盗匪山贼的嚣张气焰，当地治安状况有了很大改善。王阳明在长时间的平乱行动中，他也了解到所谓的“山贼”，原来也是普通农民，因受不了残酷的压迫剥削，生活过不下去才不得不上山为贼。王阳明关心百姓疾苦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为长远计，他考虑匪患平定之后这些地方的长治久安才是根本。
为加强四省交界地区的管理，王阳明认为需增设县治。因此，他上书朝廷，力陈增设县治的理由。这正是朝廷想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难题。一经上奏，很快批准。第一个新设县从漳州的南靖县分出，取平乱人和之意，增设平和县，县治在九峰镇。后又相继在江西上犹县的横水分设崇义县。第三个是闽粤赣三省边界的龙川县分设和平县（今属广东河源市）。增设了三个新县，较好地解决了困扰朝廷及当地官府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王阳明的一系列举措，既顺乎民意，也符合朝廷利益。新设县加强了对这些偏远地方的管理和控制，盗贼势力也无法死灰复燃，当地百姓安居乐业。
《时雨记》及其他
明正德十二年（年）三月，王阳明以南赣汀漳御史巡抚的身份率军驻扎上杭，临时行台也设在上杭。驻扎期间，王阳明为上杭民众办了多件实事：在汀江上建造浮桥，解除两岸百姓过江之苦，方便民众、物资往来，深得民众拥护；为久旱的福建西南部设坛祈雨。天公作美，连降三场大雨，人称“久旱逢甘霖”。王阳明为此写下《时雨记》。他登临上杭城楼，看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春耕图景，心情大悦，即赋《上杭喜雨》诗三首，其一“山田久旱俄逢雨，野老欢腾且纵歌。莫谓可塘终拟险，地形原不胜人和。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喜悦之情。他应民众乡绅之请，欣然同意将行台改名“时雨堂”，并亲书《时雨记》；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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