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一朝，荆州方镇始终保持重镇地位，形成“分陕”的政治格局。刘宋时期，伴随皇权政治的回归，中央对地方的驾驭能力加强，从刘裕到孝武帝，一直在努力尝试解决荆州方镇“地逼势危”的问题，对其“地逼”的重要地理位置，采取了扶植雍州的策略，以雍州分担荆州对外防御的职能。
对荆州方镇“势危”的问题，主要采取了分割荆州的措施，改变地方方镇格局，使上游各方镇势力均衡，以达到相互牵制之效。荆州方镇势力的发展，始终受到中央制约和地方的牵制，逐步被削弱，其分陕地位相继为京口北府势力、雍州地方武装势力、青徐集团势力取代，失去“阃外之寄”的分陕地位。总体上看，不断被削弱是荆州方镇在刘宋时期发展的主要特征。
一、地方方镇格局
地方方镇格局的变动，对方镇势力的发展有着牵制或助长的影响。江、湘、雍、郢四州的设立皆是出于对荆州进行分割的目的，各州所辖郡县大多是荆州旧土。经过多次分割荆州辖郡从宋初的三十一郡，到大明八年，锐减到十二郡，其实力不仅大大被削弱，严重影响“委荆以阃外”的地位，而且总是受到来自江、湘、雍、郢四州的牵制，改变了东晋以来荆扬之争的政治格局。
江州最早对荆州的分割始于江州的设置，晋惠帝元康元年，因“有司奏，荆、扬二州疆土广远，统理尤难，于是割扬州之豫章、鄱阳……荆州之武昌、桂阳、安成，合十郡，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。”时天下一统、政局稳定，江州之设本为解决南方荆、扬域广难治的问题，亦有分割、牵制荆、扬州之意。在荆、扬相持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中，江州对荆州的牵制体现得最为明显，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。
东晋时期的江州乃“国之南藩，要害之地”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，江州若合于荆州，上游就更能自主，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，建康感到威胁。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，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，有可能受制于建康，权臣对江州的争夺也尤为激烈。
东晋末年，刘裕、刘毅两人的矛盾，在对江州控制权的争夺上显现得尤为明显。在夺取荆州的过程中，刘裕任命心腹将领孟怀玉为江州刺史以防备荆州刺史司马休之，体现了江州对荆州的掣肘。刘宋时期，相比其他三州，江州对荆州的影响较小，但是江州在与郢、雍等州配合作战方面，对荆州起到的牵制作用亦不可忽视。
湘州“晋怀帝永嘉元年，分荆州之长沙、衡阳、湘东、邵陵、零陵、营阳、建昌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，治临湘。成帝咸和三年省。安帝义熙八年复立，十二年又省。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，文帝元嘉八年省；十六年又立，二十九年又省。孝武孝建元年又立。”湘州的废立不定，与当时政局以及荆州局势紧密相关。东晋时期，湘州基本上受控于荆州，加重荆州“分陕”之势。
义熙八年，刘裕在荆州讨平政敌刘毅后，以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，处于削弱荆州之实力，以防备司马休之之异心，遂将常废不置的湘州从荆州分离出来，并自领湘州刺史。这步分化荆州的举措，极具前瞻性，此后无论司马休之在荆州势力如何发展，刘裕对其都有足够的掌控能力。
刘裕建宋后，永初三年复置湘州，此乃武帝“身后计的一个重要部署”，并选用心腹张邵为湘州刺史，以牵制荆州，在其后的谢晦之叛中这一举措达到了预期目的。元嘉朝，前后两度省湘入荆，这与当时北伐有直接的联系。元嘉七年，到彦之北伐失利，“及败还，委弃荡尽，府臧、武库为之空虚。”八年，为加强上游的军事防御力量，遂省湘入荆。
元嘉二十九年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所杀，宋文帝乘机北伐，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等率四万大军北出许、洛以攻魏。此次省并当是加强荆州的力量。孝武帝时期，经过平叛刘义宣之乱后，对荆州进行大的分割，再次分置湘州，此后湘州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最终脱离荆州。
湘州对荆州的影响，除了从军事壮大或削弱其势力，还能从经济上影响荆州的实力。湘州主要是分荆州的长沙、巴陵、衡阳、湘东、邵陵、零陵、营阳等郡组成，其中洞庭湖和湘江流域是重要的产粮区，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，布三千匹，米五万斗”，对荆州后勤补给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随着对荆州的削弱，雍州被大力扶植，“湘州入台租税杂物，悉给襄阳”，湘州所收的租税杂物，并不作为荆州的补给，而是补充雍州军需，对荆州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。
总体上来看，湘州的屡废屡立表明湘州只能作为配角影响当时的政局，对内，只能作为朝廷抑制荆州、加强皇权的砝码，对外，作为供应荆州、雍州等抗击北朝军队的粮食供给地。
雍州侨立雍州在实土化之前，一直寄治襄阳，处于荆州方镇的控制之下，是荆州保持分陕地位的重要力量，雍州方镇在刘宋前期单独发挥的作用并不突出。在分割、削弱荆州方镇的过程中，雍州实现实土化，行政与军事权力独立出来，地位得到大大提升，对荆州方镇势力发展形成牵制之势。
如谢晦之乱中，受到雍州刺史刘粹的进攻，刘义宣叛乱中，受到来自雍州刺史朱修之的进攻，沈庆之起兵东下，张敬儿从后方进攻大本营江陵，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荆州与扬州之争的失败，证明了拥有雍州对荆州方镇地位保持的重要性。
孝武帝入主建康，雍州全面崛起，与青徐集团一起成为刘宋后期政权的两大支撑性力量，而荆州方镇在被削弱与各方牵制之下，势力大大下降，雍州军事地位远远超越了荆州方镇。
二、从“委荆以阃外”到“荆州素畏襄阳人”
南北分裂，荆州地处冲要，且东晋荆州方镇辖区庞大，甚至一度都督辖全国半数领土，荆州刺史据上流，手握强兵，很容易称兵作乱，故有谓“三吴之命，悬于荆江”一说。
在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中，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相继有琅邪王氏、颍川庾氏、谯国桓氏、陈郡谢氏、太原王氏五族。可以说，王氏、庾氏、桓氏之所以能左右东晋政局，与其雄踞荆楚是分不开的。王敦、桓玄依荆州之势，顺流东下，直逼建康，威胁东晋政权，而桓玄卒以篡晋之局面，与荆州“分陕”之地位密切相关。
对东晋朝廷来说，当时主要矛盾是南北矛盾，主要任务是保持东晋政权的安全，上游荆州“兵强财富，地逼势危”，对朝廷的拱卫作用占主流。只要南北对峙的形势不变，荆州“阃外之寄”的地位就不会有多大变化。
刘宋承东晋立国江左，其南北对立形势不变，但是荆州方镇地位却大大下降，究其原因，乃是荆州方镇对外防御、对内拱卫朝廷的地位被雍州代替所致，到孝武帝时期，形成了“荆州素畏襄阳人”的局面。
东晋孝武帝时，“始于襄阳侨立雍州……并属襄阳”，而襄阳属荆州，是故雍州并无实土。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，“割荆州之襄阳、南阳、新野、顺阳、随五郡为雍州，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。”直到孝武帝大明中，“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。”雍州才得到实土，势力大增。
从刘宋时期三次荆扬之争皆受到来自雍州的进攻，而导致起事者退无定所，最终彻底失败，足以可见雍州对荆州的牵制作用之大。南北对峙的形势下，襄阳对北防御的军事要地地位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。东晋时期，襄阳始终属于荆州的辖区，被荆州刺史牢牢控制。入宋后，在襄阳侨立雍州，虽然此时雍州尚无实土，但是襄阳升级为州后，在荆州动乱之时，雍州不再受荆州刺史控制，成为抑制荆州的重要力量。加之中央的刻意扶植，雍州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地位大大增强。
元嘉二十六，竟陵王刘诞“出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、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雍州刺史。”宗王出镇雍州，大大提升了政治地位；文帝“欲大举北讨，以襄阳外接关、洛，欲广其资力，乃罢江州军府，文武悉配雍州，湘州入台税租杂物，悉给襄阳”，其经济、军事地位得到提到。特别是孝武帝时期，孝武帝凭雍州势力入主建康，雍州武将得以晋升。
为进一步削弱荆州，罢南蛮校尉，而从属雍州的宁蛮校尉终梁、齐不废，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。此时期雍州还实现了实土化，这样一来，荆、雍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强雍弱荆的局面形成，“荆州素畏襄阳人”这一现象产生的条件已成熟。
统治者对荆州刻意的分割和削弱，是荆州政治、军事地位下降的直接原因，从三次荆扬之争即为明证。伴随荆州地位的下降，雍州为填补荆州被削弱后的对北防御地位，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实力大增，加之在三次荆州之争中，雍州发挥了有效的对荆牵制之势，愈加为统治者重视。从东晋到刘宋，荆州方镇从“委荆以阃外”的“分陕”之重镇，到刘宋孝武帝“荆州素畏襄阳人”，这不仅是刘宋统治者强雍弱荆政策的结果，更是皇权政治运行的结果。
三、荆州方镇对中枢政局的影响
终东晋一朝，下游中央政权总是受到来自上游荆州的军事威胁，但荆州军事重镇的地位始终未曾变动，其原因有二，一是受到其他方镇的制衡。东晋是士族与皇权共治的朝代，维持着士族门户地位平衡，利益均沾的格局，谁想打破这一格局，必将群起而攻之。二是荆州作为上游重镇，尽管对下游威胁很大，但由于偏安江左的局势，使得这一局面难以改变，也不能改变。对于东晋而言，生存问题是首要问题，南北矛盾是主要矛盾。
东晋末年，高门士族普遍腐朽，人才匮乏，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，在中央，表现为司马氏宗室掌权，一定程度上，皇权得到伸张；在地方，表现为各方镇势力失衡，失去相互制衡的能力。桓玄在方镇与中枢权力之争中，逐步获得了荆州的控制权，最终凭借荆州之势，直捣建康，废帝自立。
从阶级立场上来看，桓玄篡位是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，但从统治主体上来看，桓玄之叛是司马氏政权的掘墓人，结束了司马氏的百年统治，对东晋、乃至整个南朝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桓玄荆州势力在向下游徐、兖方镇渗透的过程中，受到来自京口北府的强大阻力，而桓玄对京口北府势力控制的失败，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荆楚政权命运短暂的悲剧。
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依凭京口北府势力，驱逐桓玄，最终铲除桓氏荆州基业，取代桓玄掌握国家军政大权，同时，京口北府势力亦取代荆州方镇势力成为决定东晋末年政局发展、演变的关键力量。但是，京口北府势力在向上游扩张的过程中，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荆州方镇，从刘裕对荆州方镇的争夺与控制过程中，即可看出荆州势力对下游的影响。
刘裕依靠京口北府势力，以强大的军功代晋建宋，开创南朝皇权政治回归的格局。皇权政治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，应是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控制，而地方一般不能左右中央政局。但是刘宋处于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阶段，皇权是相对有限的，对地方的控制更多地依靠宗室子弟出镇，欲凭此以加速或影响地域军事政治势力与皇权的结合，主观上使地方成为刘氏政权的藩屏。
总结
客观上，宗王出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方镇割据、坐大的问题，刘义宣据荆叛乱即是明证。总而言之，不论异姓还是宗室出镇荆州，威胁或是拱卫刘宋政权，荆州方镇始终影响着中枢政局的发展。
在刘宋皇权加强的背景下，荆州方镇势力在刘宋的发展，受到中枢的制约和其他方镇的牵制，到后期，荆州督区内形成了“荆州素畏襄阳人”的格局。上游势力的均衡化，有效地解决了东晋荆州独大，严重威胁建康政权的问题，另一方面，也使荆州方镇失去了“委荆以阃外”的能力，对中枢政局的影响大大减弱。
